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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此鄭孝胥把他和溥儀的政治生命，完全交給了日本人來操縱，成為一個唯日本人馬首是瞻的可恥政客。離開紫禁城的溥儀，移居到其父載灃的醇王府（北府），在1924年11月29日，鄭孝胥、陳寶琛、莊士敦帶著溥儀逃往北京的日本大使館，尋求庇護。if (typeof(ONEAD) !== "undefined"){ONEAD.cmd = ONEAD.cmd || [];ONEAD.cmd.push(function(){ONEAD_slot('div-inread-ad', 'inread');});} 鄭孝胥日記詳載經過說：「午後，詣北府，至鼓樓，逢弢庵（陳寶琛）之馬車，曰：『已往蘇州胡同矣！』馳至蘇州胡同，無所見，余命往德國醫院。登樓，唯見上（溥儀）及弢庵，云莊士敦已往荷蘭、英吉利使館。余定議章上幸日本使館，上命余先告日人。即訪竹本，告以皇帝已來。竹本白其公使芳澤，乃語余：『請皇帝速來。』於時大風暴作，黃沙蔽天，數步外不相見。」從此命運交給日人「余至醫院，慮汽車或不聽命，議以上乘馬車；又慮院前門人甚眾，乃引馬車至後門，一德醫持鑰從，一看護引上下樓，開後門，登馬車，余及一僮驂乘。德醫院至使館有二道，約里許：一自東交民巷轉北，一自長安街轉南。余叱御者曰：『再赴日使館！』御者利北道稍近，驅車過長安街。上驚叫曰：『街有華警，何為出此！』然車已迅馳。余曰：『咫尺即至！馬車中安有皇帝？請上勿恐。』既轉南至河岸，復奏上曰：『此為使館界矣！』遂入日使館。竹本、中平迎上入兵營。」從此鄭孝胥把他和溥儀的政治生命，完全交給了日本人來操縱，成為一個唯日本人馬首是瞻的可恥政客。後來溥儀又移往天津的張園居住。其間的過程，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在《外交60年》書中，有一手的報導：「……馮玉祥部將鹿鍾麟進入紫禁城後，宣統帝深感危險，遂命帝師莊士敦來訪，請求庇護，余以事勢緊迫不及向日本政府請示，因念余身為公使，對於外國政治犯握有庇護權，且彼窮途來歸，自應承諾。」「迨宣統帝到日本公使館後，他即奔入守衛隊長官舍。余得守衛長報告後，即將本人2樓官邸兩間，讓其居住。這是大正13年（即民國13年）11月下旬的事。到了同年12月下旬，遂將宣統帝及其家族3人移居館員宿舍。」「但帝在此居住1個月後，又覺得危險不安，乃欲移居天津日本租界，余亦同意。於是皇后與妃仍留使館，而宣統帝偽裝苦力向天津逃避。行時並至余病榻前含淚話別。余對宣統帝云後3日，皇后等亦行。」溥儀是1925年2月23日住入天津日本租界的張園，這段期間內，忠心耿耿的鄭孝胥，一直追隨著溥儀，為溥儀出謀獻策，也獲得了溥儀的信任，用溥儀自己的話說，「可以說是到了榮祿與慈禧之間的那種程度。」1928年9月，鄭孝胥經與溥儀商議，並取得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的同意，作為溥儀的代表，經日本浪人太田外世雄聯絡安排，偕其長子鄭垂訪問日本。太田替他向日本軍部引進，又介紹他和黑龍會首腦見面。鄭孝胥在日本因為是溥儀的代表，因而甚受歡迎，如曾任天津總領事的有田八郎和吉田茂，以及曾任天津駐屯軍司令官的南次郎和高田豐樹，還有日本顯赫的人物如：近衛文、宇垣一成、米內光政、平沼騏一郎和鈴木貫太郎等，都有聯絡。這次訪問，不但加深了與日本侵華勢力的勾結，也為日後投靠日本鋪平了道路。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，日本加緊侵略滿洲的腳步，當時已有日本策動吉林、奉天獨立、迎溥儀為帝的傳聞。日方也開始與溥儀接觸，利用溥儀為滿蒙新國傀儡之建議，出自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；故劫取溥儀，置諸關東軍之掌握，亦為土肥原最得意的傑作。土肥原去天津靜園（作者按：溥儀於1929年7月9日搬到天津靜園）夜見溥儀，據溥儀的回憶：「他向我問候了健康，就轉入正題，先解釋日軍行動，說只對付張學良一人，說什麼張學良『把滿洲鬧得民不聊生，日本人的權益和生命財產，得不到任何保證，這樣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。』」土肥原撒滿口謊言「他又說：『關東軍對滿洲絕無領土野心，只是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滿洲國人民，建立自己的新國家。』希望我不要錯過這個機會，很快地回到我的祖先發祥地，親自領導這個國家，日本將和這個國家，訂立攻守同盟，它的主權領土，將受到日本全力保護；作為這個國家的元首，一切可以自主。」「他誠懇的語調和恭順的笑容，和他的名氣、身分，給人的唯一感覺，就是這個人說出來的話，不會有一句是靠不住的。不過我心裡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，我問道：『這個新興國家，是什麼樣國家？』『我已經說過，是獨立自主的，是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。』『我問的不是這個，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，還是帝制？是不是帝國？』『這些問題到了瀋陽都可以解決。』『不』我堅持的說，『如果是復辟，我就去，不然的話我就不去。』」「他微笑了，聲調不變地說：『當然是帝國，這是沒有問題的。』『如果是帝國，我可以去！』我表示了滿意。」（待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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